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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面额的纸币上印了他的画像

发表日期:2019年11月19日  本页面已被访问 157 次

日本最高面额的纸币上印了他的画像

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,因为比起政治来,思想更持久,更有历史穿透力。




福泽谕吉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,因为面额最大的万元日币上,印的就是他的头像,面色严肃,目光坚毅。
福泽谕吉一生,既不是高官显贵,也不是富豪大贾,只是一介书生。他身后所遗也只仅一所大学和22卷文集。
福泽谕吉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,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。
福泽谕吉出生于1835年,当时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江户时代。
父亲早逝,福泽谕吉生性不安分,期望着离开门阀制度严苛的家乡。
“现在我国正缔结条约,逐渐开放门户,因此,以后一定要学习英语。”福泽谕吉描述当年的心情,“作为一个西洋学者,若是不知英语是行不通的。”他发奋图强,开始自学英语。
1860年,为了交换《日美修好通商条约》的批准文本,日本派遣使团赴美国。当时航行到外国被视为拿生命当赌注,可是福泽谕吉自告奋勇,要求作为舰长的随员到美国,被顺利接受。
在美国,福泽谕吉一心一意钻研英语,还购买了一本韦氏大辞典带回国内——这是日本首次进口英文词典。
归国后,福泽谕吉不管外界的政治风浪,安心研读英文书籍。当年,他就将在美国购买的汉语和英文对译本词汇集《华英通语》加入日语译文,作为《增订华英通语》出版。这是福泽谕吉最早出版的书籍。
那时,福泽谕吉还受聘于幕府的外交部,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外国公使、领事或幕府大臣的书信。有意思的是,当时日本国内没有人看得懂英法等国的文字,因此,外国公使领事寄来的文书一定附上荷兰译文。福泽谕吉英语水平由此精进,他也渴望能够到欧洲亲眼看一看。
1861年冬天,日本派使节到欧洲各国,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参加使节团赴欧洲。福泽谕吉急于了解欧洲的各种制度,包括银行制度、医院制度、征兵制度、选举制度,等等,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。
当时英国天下太平,保守党和自由党却各持己见,为政治问题吵架。福泽谕吉感到迷惑,“两人明明是敌人,却同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喝酒,究竟是怎么回事?”
他慢慢理解到,和东方国家结党营私、你死我活的帮派斗争完全不同,这是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。
此行将近一年,周游欧洲列国,福泽谕吉大开眼界。在伦敦,他惊讶地看到一份报纸批评驻日公使对日本傲慢无礼,深受触动,“原来世界上不尽是恶人。如今我来到他们的国家,亲眼看到其国也有光明正大、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士,令我越加坚定素来所持的开放门户走进国际社会的理念。”
日本的攘夷论正如火如荼地展开,暗杀之风兴起,世间杀气腾腾。
1860年以后,仇恨外国人的风气在日本蔓延开来。那些年轻气盛的武士暗杀外国人,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被仇恨。腰插武士刀的浪人们充斥街头,四处寻找卖国贼。在他们看来,凡是与外国沾边的都有卖国嫌疑。
与外国人做贸易的商人关起了门,讲西方学问的洋学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,在自诩为爱国者的浪人们的眼中,那些读外国书、喜欢谈论欧洲文化制度的人,当然都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,人人得而诛之。

福泽谕吉无法终止自己的思想,只能谨言慎行。在身份立场不明的人面前,他绝不谈论时事。他外出旅行,就编一个假名,行李上也不敢写福泽两字。
通过海外游历,他根据其书籍和参访笔记,执笔写下了10卷本的《西洋事情》,全面介绍西洋地理、兵法、科技、航海等知识。

1866年《西洋事情》出版,数年间发行25万部。忧国爱民的人士,几乎人人一部,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。后来,《西洋事情》等被文部省指定为教科书。
一方面埋头翻译著述,一方面教书育人。学生们在庆应义塾研读美国的原版英文书,学习西方知识,毕业之后当老师,将新的知识带到了日本各地,也将福泽谕吉的思想传播开来。
“不管世上如何动乱,我们绝对不让洋学的命脉断绝。”福泽谕吉坚定鼓励青年学生说,“庆应义塾一天也不停课,只要庆应义塾还存在一天,大日本即是世界的文明国。我们不在乎世间的变动。”
在兵荒马乱之际,庆应义塾的学生却越来越多。1868年5月上野发生大战,江户城内几乎全部歇业。在炮声隆隆中,福泽谕吉坚持上课,用英文讲经济学。
政治秩序稳定下来,明治政府下达征召令,福泽谕吉托病不肯出仕。
庆应义塾越发成为青年学子们的向往之地,学生人数不断增多。福泽谕吉每日在学校里巡回,爱校如家。
时至今日,庆应大学里“先生”还是福泽谕吉的专称。一般师生间的称呼为“某某君”,只有创始人福泽谕吉被称为“福泽先生”。

福泽强调“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”。
1875年,这些文章结集为《劝学篇》出版,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,影响了整整一代人。
福泽谕吉“全盘西化”观点,起到了打破思想束缚、引入现代文明的作用。

1873年,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“明六社”诞生。
福泽谕吉创办了《时事新报》(日本《产经新闻》的前身),他确定的办报方针是 “独立不羁”,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。
1885年,他在《时事新报》发表“脱亚论”,主张日本“所奉行的主义,惟在脱亚二字。
这篇文章在日本影响深远,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“绝交书”。
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,也就是明治维新32年之后,日本经济繁荣,工厂遍布,制定宪法,开设国会,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。
1901年,福泽谕吉去世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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