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0年9月，已卸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再度去到柏林，亲自举起锤子，象征性地敲击柏林墙的遗迹。

两德统一后，被射杀的东德青年格夫洛伊的家人起诉开枪士兵亨里奇，要求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责任。

在法庭上，亨里奇的辩护律师辩称：
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是在执行命令，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，他别无选择；如果要说是有罪，那罪也不在己。

而旁听席上的人们也多数接受了上述辩词，从心理上默认了亨里奇是无罪的。

然而，法官赛德尔面色严峻、义正词严地反驳道：

作为一名军人，当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，不执行上级命令（开枪）是有罪的；但是，你可以打不准，而打不准是无罪的。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，你在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时，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——而这也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。

赛德尔还说：

在这个世界上，法律之外还有良知——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之时，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，因为“尊重生命”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。

赛德尔的话在庄严的法庭上回响，给人以深深的心灵震撼。

旁听席上，许多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，有的人相拥而泣。

亨里奇的眼睛里也噙满了泪水，胸口剧烈地起伏。他将目光投向格夫洛伊的家人，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错了”。

就低下了头再也无力抬起。

最终，他因蓄意射杀罪被判三年半徒刑，且不予假释。

当履行职责成了一种罪恶，就会有一种东西比职责更值得遵守——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。

你有服从命令的义务，但你有打不准的权力。换言之：

如果你是柏林墙边持枪的士兵，看见有人翻墙，你的责任就是把枪口抬高一点；

如果你是1960年独自巡逻的民兵，看见有人逃荒，你的责任就是放他们一条生路；

如果你是城管，看见小贩四散奔逃，你的责任就是跑得比小贩慢一点。

“把枪口抬高一厘米”闪耀着人性的光辉，成为文明国家的军警在面对非刑事犯的同胞时，最高的思维底线和行为准则。

有一种造恶：绝对服从

1991年9月，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，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。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，30岁都不到，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。

两年前一个冬夜里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，名叫高定，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。几声枪声响，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，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。

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。他不知道，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。

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，叫英格·亨里奇。当然他也绝没想到，短短九个月之后，围墙被柏林人推到，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。

1991年8月21日，苏联局势严峻，群众上街示威游行，抗议苏共，国防部长亚佐夫奉命调集军队镇压示威民众，他断然拒绝：

“不，我不能派小伙子们去。”

之后被捕入狱，13年后，普京总统向81岁的亚佐夫授勋，表彰他坚持不向民众开枪的抉择。



一个人，不要失去悲悯之心，不要面对同胞遭受的痛苦视而不见，更要避免那些痛苦由自己亲手造成。

否则，悔恨会追随你一生，特别是到了老年，会让你的面目变得扭曲，让你的灵魂终日不得安宁。

希望记住这句话：

善待同类，守住人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