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-03-08 思想娱乐文摘

    

   
今年春节期间，上海女因一顿饭逃离江西男友家的故事。触动了中国那根最敏感的社会神经：农村底层青年的社会上升管道已变得极其狭窄。

    

    身份型社会的特点是上升通道狭窄

    

   
早在十多年前，我就使用“身份型社会”这一词汇来概括中共治下的中国。所谓“身份型社会”，意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，在很大程度上由血缘决定，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。

    

 执政67年来，其中只有从邓小平倡言改革开放的1978年-2003年，身份型特点淡化，社会成员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毛时代是逆向身份歧视，即将一切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的精英阶层与政治异己贬为政治贱民，一切社会上升通道如升学、参军，以及就业机会（招工）等，全部向这些政治贱民的家庭成员关闭。

 
1978年至2003年这段时期，社会中下层成员的子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，还能获得一些上升与较好的就业机会。从社会上升机会的多寡来看，机会最多的是1978年至2003年这段时期，特别是文革前大学毕业者，以及1977-1979那三届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者，其中有不少是文革十年沉淀的人才。

政治上，他们正逢邓小平当时重用知识分子，并设立知识化、年轻化、专业化三标准，启用一代新人；经济上，他们赶上了1992年体制向商界输送人才与机会。这些人当中后来不少成为精英阶层。近几年反腐中倒下的不少40后、50后“苦孩子”出身的高官，基本上就是这一段时期得到上升机会的。

    

   
但这种对全社会开放的社会上升通道时间不长，随着新精英（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官、商）阶层的崛起，以及他们的成年子女陆续进入社会并占据有利的社会位置之后，社会上升通道日渐变得狭窄，中低层社会成员当中仅有少数人能够得到上升机会，社会阶层渐渐出现固化现象。

农村出身的青年，在大学毕业后常面临一职难求的困局。这与中国城市化特点有关。中国由房地产导向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于其他国家，是一个伪城市化过程，即农地因征地的关系不断在减少，但城市并没有相应的工作机会提供给失去土地的农民。

    

    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

    

   
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，“资本”的跨世代转移已经成为既定格局。资本世代转移的含义之一是，出身于何种家庭决定了一个人的起跑线。

    

   
这种跨世代转移主要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，但有不少亦发生于岳父母与女婿之间。这一研究注重“裙带关系”（kinship）对个人成功的影响，尤其适用于亚洲文化，因为亚洲国家的人治色彩非常浓厚，裙带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。

近半个世纪以来，中国实行计划生育，无论何种类型家庭都“少子化”，因此，在中国这个身份型社会里，除了“拼爹一族”可以大展身手之外，优秀者还可以创造条件，攀龙附凤，成为“靠岳父一族”，

    

   
出身于一、二线城市的官宦与富裕家庭者，因家庭条件优越，可以为子女支付昂贵的教育费用，包括本地优质的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，以及聘请昂贵的家庭教师，让子女赢在起跑线上，最后出国留学。

出身于不同类型家庭的孩子，即使资质差别不多，因教育投入不同，在高中阶段拥有的“资本”已经不同，成为是否能进美英名校的决定因素。

    

   
这类家庭出身的孩子基本上前途无忧，官二代找工作可通过家族资源安排，富二代可继承家业。

    

   
如果出身于城市的普通家庭，则看其父母素养。少数天姿聪明的孩子经过父母精心培养，也许能够与官宦及富裕家庭的孩子相侔，通过考取本国的名牌大学再争取考奖学金出国，其余的注定输在起跑线上。

前些年有不少调查谈到，北大、清华、复旦等名校中，农村出身的学子越来越少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
    

   
出身于农村家庭的青年，所处地区是经济发达还是穷困地区，以及家庭子女数目多少等，都会成为个人未来命运的决定因素。

概言之，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一般会好一些，农村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也会多一些；穷困地区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远少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。

此外，子女少的家庭给子女的教育投入相对会多，子女多的家庭则在投入上只能挑选，一般会将投入集中在相对聪明努力的男孩身上，放弃女孩或者其他的孩子。

    

    婚姻是仅次于母体的决定命运的第二重要

   
中国现在最有名的攀龙附凤婚姻，可用安邦董事长吴小晖为例。资质极高的吴小晖，两次婚姻都成为他人生起跳的有力撑杆，在中国、台湾、香港，包括日本，都知道“娶富家千金（官家小姐）可以少奋斗二、三十年”这一事实。

    

   
明白这个道理，就会明白，上海女逃离江西男这一现象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。

    

    “江西男”类型家庭的中国特色

    

 

    

   
美国是个讲究个人责任、鼓励个人奋斗的社会，一个人成功了，不需要携带其不够资格的家庭成员“升天”，比如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，他的亲弟弟继续在中国南方漂流；

在中国，一人得道，携带本家的鸡犬升天，却是伦理责任。

例如周永康就必须帮助其农民兄弟家庭发财致富。

    

   
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曾发表《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》，以其亲身经历谈到多年来她与农村出身的丈夫共同面对、处理以及遭遇的很多家庭琐事，指出这些琐事与农村养老、留守儿童、农村教育、医疗、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。

透过各种细节，她说明了一点，农村出身者“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，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、愉悦，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，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”，“逃出来的家庭成员，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”，其家族的命运便几乎永无可能改变。

    

   
理解了这点，也就会明白上海女逃离江西男究竟是逃离什么。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拖拽的一条粗重尾巴，这条尾巴上集中了中国社会所有的痛感神经：贫穷、污染、从精神到生态环境都陷入全面破败（沦陷）之中，以及难以承受的家族重负。

    

   
在中国，因为伦理责任，婚姻并非两个人的结合，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。

黄灯女士的故事说明，与一位农村出生的男子结婚后，意味着一生一世对那个家庭永无休止的付出。这是无数城市男女青年择偶时面对农村家庭产生犹豫的原因。

    

   
每个社会都有贫富差距，中国特色在于：权贵阶层在非常短的30多年之内，通过权力垄断资源分配形成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，垄断机会造成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，让社会很快陷入阶层固化的困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