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五二年三月下旬，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“五反”动员大会。
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，会场内肃静无声，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。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，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。

“五反”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，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。

运动一开始，工作队发动工人、职员，对资本家进行揭发，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。

沪江纱厂的工人这样控诉总经理：“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，只拿那么一点点工佃（钱），住的是草棚棚，穿的是破布衣，饥一顿饱一顿。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？住的是花园洋房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自己不劳动，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。资本家和工人，到底啥人养活啥人！”

工人都认为，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、寄生虫。

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，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，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，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，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。

运动进入到高潮，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；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，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。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，在运动中走上绝路。

这一年的三、四月，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、饮毒药、跳楼、投江、上吊等自杀高潮，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、发神经病的高潮。

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，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，老板冼冠生因受不了“五反”运动的折磨，就从该店楼上跳下，毙命在南京路上。

短短几个月，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，为防止自杀蔓延，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：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；在公园及僻静处，均派兵巡逻；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，均有解放军防守，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。

“五反”运动后，“有钱人”、“私有财产”、“资本主义”，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，变得遭人唾弃。

资本家转变为接受改造，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。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，走向了衰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