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人相信，香港之所以经济繁荣，乃是得益于香港的好风水：维多利亚港风平浪静，东西两边都有山脉阻挡，好像一个大的聚宝盆，香港的财气就是从这个聚宝盆而来。
不过在香港人看来，风水既不是迷信，也不是科学，而是一种道地的商业文化，这种商业文化渗透进香港人的骨子里，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。不论贫富、阶层、职位，从办公场所、生活起居、室内陈设到兴办公司、开张志禧、买楼装修等，香港人都要讲究一个风水，偏爱请风水先生“睇风水”。
香港的商家均在店堂里设有财神位，张挂着“镇宅七十二灵符”。据说这是根据中国古代传统仿制的灵符，一式两款，挂着它可以避难消灾，身心安泰，生意兴旺。而临街的店铺还会在门口靠墙处摆上神龛，店主人有事无事都要出来拜一拜。香港的公司则大多挂有“通胜”挂历，老板们谈生意，大都会看日子，遇到大生意开张，更会设坛切烧猪，祈求神佛保佑。
由于风水理论深受香港人的推崇，就连在香港的外国公司难免不入乡随俗，也纷纷兴起加入了风水学说的大军。譬如香港知名的外国机构里昂证券自1990年起每年都会发布“风水指数”，于每年的年初预测一年的香港股市、楼市表现。
不仅普通小民相信风水，香港的富豪们更是津于此道，不亦乐乎。他们都配有自己的御用风水师，每月定期请风水先生上门，小到办公室的摆设、家居布置，大到经贸活动、起地盖楼，都要请出来测算，选点选向选择黄道吉日方能开工。当年人称小甜甜的亚洲女首富龚如心逝世后，第一个跳出来宣称对其遗留下来的巨额财产有继续权的，竟然是她生前的御用风水师，多少体现出了风水师的吃香。
香港政府的高官们也讲风水。譬如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就曾经暴出过风水丑闻，就是因为这所本意培养优秀科技人才的科研机构，竟然花费了几十万港元三度聘请风水师，就办事处环境及迁址事宜大看风水。除了不科学的科学院，警务处、消防处、运输署等机构也都会寻求风水师的意见，如当年九铁工程出现阻滞，就会邀请风水师从风水的角度做出合理的解释。
不过说到政府官员中最爱风水的，还要属前特首曾荫权。当年他从政务司司长官邸搬入礼宾府就职时，首要的就是花上几十万元修一座锦鲤鱼池，迁养他心爱的九尾锦鲤鱼，以挡官刹。
在中国银行进入香港之前，汇丰银行的效益一直非常好，就在其业绩如日中天之时，中资背景的中行闯进了香港，并在其边上建起了中银大厦。
中银大厦由建筑大师贝聿铭所设计，整栋楼高300米，形状下大上小，以竹子节节拔高为形象理念，被贝聿铭充满诗意地形容为雨后春笋。可是大厦落成后，所占据的风水格局却给邻居带来了麻烦。香港的风水师出来说，中银大厦像一把寒光四射的尖刀，有许多尖角和刀刃一样的棱线，特别是那贝氏特色的“三角式”顶端，犹如犀利的钢刀，刀锋一面对着港督府，一面直指汇丰银行，占尽风水之余，也破坏了督署和汇丰的贵气。
于是，为了避开中银大厦那柄尖尖刀刃带来的坏运道，香港展开了一场风水大斗法：汇丰银行在它的楼顶上面架了两尊钢炮，比林则徐当年抗英用的大炮还大，炮口瞄准中银，意为“刀来炮往”；而港督府则是“以柔克刚”，在面朝中银的方向种了六棵柳树挡刹，并在花园里修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转喷水池，寓“时来运转”之意。
风水信仰为什么可以在香港长盛不衰？
1842年香港开埠之后，越来越多的客家人来到香港发展，他们散处在港九各地，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。一般说来，中国的风水理论定型于唐宋时期，并形成了以江西风水为代表的“形法派”和以福建风水为代表的“理气派”，理气派强调以“阴阳”、“卦理”论吉凶，传播于闽、浙、粤、赣等地区。所以，当作为风水信仰载体的赣、闵、粤客家人徙居香港，他们自然也带来了原有的风俗习惯和信仰文化，这应该说是香港风水文化盛行的基本原因。
香港的一些电台、电视台经常会请一些“相学专家”谈运程、看掌相或讲星座，不少报章和杂志也专门辟有“紫微斗数论命”、“神机测字”或“易经占卜”等专栏，每年全港运程书约有50多种，一些公共团体也会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各大公园组织算命先生、风水先生为市民免费看相算命，运演生辰八字。
当年的港英政府在“不干预”文化政策导向下，为香港本土文化自由发酵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宽松的环境。如此，算卜看卦、相命测字等风水习俗才有机会得以保存并壮大，乃至很多在内地已经消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信仰，也能够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安身立命，如包山节、天后诞等。
港英政府奉行“经济挂帅”的经济政策，统治期间努力在社会中营造商业主义氛围，实用主义、工具理性逐渐成为人们价值尺度的标准，香港人在追求商业效益最大化的同时，也开始借助风水学说抚慰心灵。
香港人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，人人渴求做人上人，步入中产阶级置业安家。当富豪们长年拥有自己的御用风水师，因为相信风水而受益时，普通人士就更想借用外部力量助自己一臂之力，年年赚大钱，谋取人生的成功。而风水正是可以“夺神功，改天命”的重要元素，在香港人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