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最高面额的纸币上印了他的画像

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，因为比起政治来，思想更持久，更有历史穿透力。

福泽谕吉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，因为面额最大的万元日币上，印的就是他的头像，面色严肃，目光坚毅。
福泽谕吉一生，既不是高官显贵，也不是富豪大贾，只是一介书生。他身后所遗也只仅一所大学和22卷文集。
福泽谕吉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，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。
福泽谕吉出生于1835年，当时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江户时代。
父亲早逝，福泽谕吉生性不安分，期望着离开门阀制度严苛的家乡。
“现在我国正缔结条约，逐渐开放门户，因此，以后一定要学习英语。”福泽谕吉描述当年的心情，“作为一个西洋学者，若是不知英语是行不通的。”他发奋图强，开始自学英语。
1860年，为了交换《日美修好通商条约》的批准文本，日本派遣使团赴美国。当时航行到外国被视为拿生命当赌注，可是福泽谕吉自告奋勇，要求作为舰长的随员到美国，被顺利接受。
在美国，福泽谕吉一心一意钻研英语，还购买了一本韦氏大辞典带回国内——这是日本首次进口英文词典。
归国后，福泽谕吉不管外界的政治风浪，安心研读英文书籍。当年，他就将在美国购买的汉语和英文对译本词汇集《华英通语》加入日语译文，作为《增订华英通语》出版。这是福泽谕吉最早出版的书籍。
那时，福泽谕吉还受聘于幕府的外交部，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外国公使、领事或幕府大臣的书信。有意思的是，当时日本国内没有人看得懂英法等国的文字，因此，外国公使领事寄来的文书一定附上荷兰译文。福泽谕吉英语水平由此精进，他也渴望能够到欧洲亲眼看一看。
1861年冬天，日本派使节到欧洲各国，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参加使节团赴欧洲。福泽谕吉急于了解欧洲的各种制度，包括银行制度、医院制度、征兵制度、选举制度，等等，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。
当时英国天下太平，保守党和自由党却各持己见，为政治问题吵架。福泽谕吉感到迷惑，“两人明明是敌人，却同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喝酒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他慢慢理解到，和东方国家结党营私、你死我活的帮派斗争完全不同，这是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。
此行将近一年，周游欧洲列国，福泽谕吉大开眼界。在伦敦，他惊讶地看到一份报纸批评驻日公使对日本傲慢无礼，深受触动，“原来世界上不尽是恶人。如今我来到他们的国家，亲眼看到其国也有光明正大、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士，令我越加坚定素来所持的开放门户走进国际社会的理念。”
日本的攘夷论正如火如荼地展开，暗杀之风兴起，世间杀气腾腾。
1860年以后，仇恨外国人的风气在日本蔓延开来。那些年轻气盛的武士暗杀外国人，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被仇恨。腰插武士刀的浪人们充斥街头，四处寻找卖国贼。在他们看来，凡是与外国沾边的都有卖国嫌疑。
与外国人做贸易的商人关起了门，讲西方学问的洋学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，在自诩为爱国者的浪人们的眼中，那些读外国书、喜欢谈论欧洲文化制度的人，当然都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，人人得而诛之。

福泽谕吉无法终止自己的思想，只能谨言慎行。在身份立场不明的人面前，他绝不谈论时事。他外出旅行，就编一个假名，行李上也不敢写福泽两字。
通过海外游历，他根据其书籍和参访笔记，执笔写下了10卷本的《西洋事情》，全面介绍西洋地理、兵法、科技、航海等知识。

1866年《西洋事情》出版，数年间发行25万部。忧国爱民的人士，几乎人人一部，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。后来，《西洋事情》等被文部省指定为教科书。
一方面埋头翻译著述，一方面教书育人。学生们在庆应义塾研读美国的原版英文书，学习西方知识，毕业之后当老师，将新的知识带到了日本各地，也将福泽谕吉的思想传播开来。
“不管世上如何动乱，我们绝对不让洋学的命脉断绝。”福泽谕吉坚定鼓励青年学生说，“庆应义塾一天也不停课，只要庆应义塾还存在一天，大日本即是世界的文明国。我们不在乎世间的变动。”
在兵荒马乱之际，庆应义塾的学生却越来越多。1868年5月上野发生大战，江户城内几乎全部歇业。在炮声隆隆中，福泽谕吉坚持上课，用英文讲经济学。
政治秩序稳定下来，明治政府下达征召令，福泽谕吉托病不肯出仕。
庆应义塾越发成为青年学子们的向往之地，学生人数不断增多。福泽谕吉每日在学校里巡回，爱校如家。
时至今日，庆应大学里“先生”还是福泽谕吉的专称。一般师生间的称呼为“某某君”，只有创始人福泽谕吉被称为“福泽先生”。

福泽强调“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”。
1875年，这些文章结集为《劝学篇》出版，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。
福泽谕吉“全盘西化”观点，起到了打破思想束缚、引入现代文明的作用。

1873年，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“明六社”诞生。
福泽谕吉创办了《时事新报》（日本《产经新闻》的前身），他确定的办报方针是 “独立不羁”，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。
1885年，他在《时事新报》发表“脱亚论”，主张日本“所奉行的主义，惟在脱亚二字。
这篇文章在日本影响深远，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“绝交书”。
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，也就是明治维新32年之后，日本经济繁荣，工厂遍布，制定宪法，开设国会，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。
1901年，福泽谕吉去世。